郭松民 | 解读被崔永元痛恨的《手机》：把一切甩锅给手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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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手机》把一种文化失败主义结局摆在了国人面前，按照《手机》的逻辑，一地鸡毛就是中华文化的必然归宿。
因为崔永元的缘故，一部十五年前的电影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。
这就是冯小刚导演、刘震云编剧的《手机》。
不过，现在大家都在关心娱乐圈黑幕，对电影本身关注不多，而我认为，《手机》本身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。
由于是十几年前的老电影了，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，这里把情节简单复述了一遍——
著名电视谈话节目《有一说一》的主持人严守一（葛优 饰）在去电视台录节目时，把手机忘在家中，手机中所藏的他与情人的秘密被妻子于文娟发现，随即与他离婚。
不久，戏剧学院台词课教师沈雪（徐帆饰）成为严守一新女友，两人度过一段快乐时光后，沈雪发现严守一的手机响铃方式由响铃改成了震动，产生了猜疑。
原来严守一有一个一直割舍不掉的秘密情人——某出版社女编辑武月（范冰冰饰）。因为武月，严守一与于文娟离婚。现在，为了不让沈雪发现武月的存在，严守一开始不断对沈雪说谎，生活朝一团糟的方向发展。
最终，沈雪还是发现了严守一与武月的不正当性关系，严守一鸡飞蛋打，失去了工作，也失去了爱情。
记得我是在一个冬夜里，在清华大学大礼堂看的这部电影。当时觉得虽然号称贺岁片，但一点也不像喜剧，也许叫惊悚片更合适一点。据说，这部影片热映后，妻子普遍开始检查丈夫手机，离婚率也因此大增。
要理解这部电影，必须首先理解编剧刘震云——中国当代文学“新写实主义”流派的一员骁将。
“新写实主义”是对“新写实小说”的一种艺术理论概括。这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，中国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和流派。
“新写实主义”作品的特点是淡化塑造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”，追求描写生活的“原生态”，致力于描写生活琐事、性爱心理和生命冲动等。
“新写实主义”的作品着重对现实负面现象的揭露与批判，笔触很有锋芒。但这类作品对生活取材的偏狭和对生活理解的欠缺，使作品的主题缺乏亮色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。
总的来看，“新写实主义”采取了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框架，属于伤痕文学的接续和变种。如果说，伤痕文学的重点是抱怨历史的“错误和痛苦”，“新写实主义”则重点论证现实生活也是毫无意义的，无非一地鸡毛而已。其中不言自明的暗示，则是除非能够经过西方文明的彻底洗礼，否则中华文明是毫无希望的。
1987年后，刘震云连续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《塔铺》、《新兵连》、《头人》、《单位》、《官场》、《一地鸡毛》、《官人》、《手机》、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等描写城市社会的“单位系列”和干部生活的“官场系列”作品。
这些小说展示了一个灰暗的、毫无希望的世界。
《手机》则借助电影的力量成为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部。
笔者过去经常批评冯小刚的作品解构一切，《手机》也是这样，只不过这次是对解构进行解构。
精英们终于可以不顾忌任何道德了，再也没有人像《编辑部的故事》里的牛大姐、《我爱我家》里的傅明老人那样，用一张婆婆嘴整天唠叨道德教条了，却蓦然发现，人欲横流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它意味着猜忌、警觉、被抓现行、最后的藏身之所被打破，意味着你最亲密的人就是你最凶险的敌人，意味着绝对的孤独和精神上的无家可归。
在《手机》里，严守一看上去得享齐人之福，偎红倚翠，但他实际却不过是一只被围捕的“猎物”。
他只有和于文娟在一起的时候是安全的，此后，他先是成为武月的猎物，不旋踵又成为沈雪的猎物。他既要防范武月的追猎，又要防范沈雪的陷阱，终于在双向围堵中束手就擒。
他没有得抑郁症，却因为嗓子失声而失去了工作。武月和沈雪则双双弃他而去。
武月是可怜的。范冰冰把这个形象演绎得出神入化。
她在追猎严守一，但前提是首先让自己成为严守一的猎物，一个女人所能拥有的她都无偿奉上了，但得到了什么呢？没有人真正关心她，所有和她有关的人，都只想占她便宜。
沈雪看着贤惠，却有种说不出的寒意。
这种寒意源自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。她知道严守一靠不住，于是像一位24小时都保持高度警惕的哨兵，时刻注视着这位和她同床共枕的主持人。她和严守一的“恋爱”、同居，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战斗。
她会在严守一喝醉的时候翻他的包，说是替他整理东西；她会在严守一上厕所的时候突然闯进卫生间，目的是要搞清严守一是不是躲起来和情人通电话。她目光如炬，心细如发，即会火力侦察又善用激将法，三招两式就让严守一现了原形——但她的胜利，恰恰是她最大的失败。
张国立饰演的费墨教授戏不多，却是浓墨重彩的人物。
费墨道貌岸然，骨子里却很龌龊，整天幻想着和女学生上床。他好色、假清高，和X大教授沈X、X航的长江学者陈X武等相比，他最大的缺点是还不够无耻。
他缺乏性自信，这促成了他的悲剧——既没有真正得手又要背上和女生开房的名声，最后只好远走他乡。
刘震云当年塑造费墨这个角色时，看来是严重缺乏想象力——他也没有想到教授堕落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最大胆的想象。
费墨的功用在于，要对《手机》的全部悲剧提供一个理论解释。这一点，他做到了。
费墨认为：
1、出轨行为源于“审美疲劳”，于是就有了合理性；
2、一切悲剧都源于技术进步。“还是农业社会好呀！那个时候交通通讯都不发达。上京赶考，几年不回，回来的时候，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！（掏出自己的手机）现在……近，太近，近得人喘不过气来！”
费墨的理论打动了严守一，所以在最后他回老家为奶奶送葬时，把手机抛进了火堆里。
如果说《手机》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，那它确实是“写实主义”的。
《手机》为我们揭开了文化精英生活的一角，让底层社会的观众窥到了他们虚伪、堕落的生活。
难怪崔永元会对《手机》耿耿于怀15年。
小崔是一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，但以他为原型的严守一，主持着“有一说一”的节目，却无时无刻都在“有一说0”、“说二”、甚至“说三”、“说四”，总而言之没有一句实话。这种事情，搁谁身上谁都会生气。
但《手机》给出的解释却是荒诞不经的——明明是精英的道德问题，却甩锅给技术进步。而放过了对精英的严厉追问，也就在客观上构成了对精英的掩护，甚至把前述对精英的“揭露”也一笔抹杀了。
冯小刚、刘震云都是极聪明的人，他们都知道谁可以得罪，谁绝对不能得罪。
《手机》的另一个问题是完全没有给观众留下任何希望。《手机》只是展示出轨的后果是可怕的，但什么是好的生活？什么是值得遵循的道德原则？冯小刚和刘震云都没有告诉观众，相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。
在《手机》里，没有一个人、一个家庭是幸福的。走出影院的观众，除了对自己的“另一半”更加警惕，视手机如手雷，想出更多花样在通讯录上作假，隐瞒真实信息之外，可以说一无所得。
严守一和于文娟离婚前，他们的家庭生活虽然平静，但也索然无味。毁灭家庭是可怕的，重建家庭也没有任何意义，于是严守一只好“病”了，费墨则只能远走爱沙尼亚。
《手机》就这样把一种文化、文明的失败主义结局摆在了国人面前，一地鸡毛就是必然归宿——这仍然是八十年代历史和文化逻辑的延续，也仍然是“第五代”电影逻辑的延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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